气壮山河，光增史册：湖南籍三位盟员先烈史略

     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。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，一百多位民盟成员献出了生命。这其中，有我们所熟知的李公朴、闻一多、杨伯恺、杜斌丞等。共和国的旗帜上，也有盟员先烈血染的风采。

      湖南民盟省级组织成立于1949年1月，正是解放战争风雨如磐之时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湖南民盟大力推动并最终促成湖南和平解放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使三湘大地避免了一场血流漂杵、生灵涂炭。但在四川、在江西，在其他省份，湖南籍盟员却与中共一道浴血奋战，涌现了三位气壮山河的英雄、名垂史册的烈士。

黄细亚：以自己的火，去点燃别人的火

    黄细亚（1928—1949），女。字琼兰，笔名艾莱，湖南临澧人。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。她是重庆“一一·二七”大屠杀二十七位盟员烈士之一。1949年11月27日，被害于重庆戴公祠的松林坡，时年21岁。

       黄细亚1928年6月出生于湖南临澧县新安乡，1942年因抗婚逃离家乡，来到重庆，先后进入四川江津国立九中、重庆市立二中新开寺分校、沙坪坝分校学习。后进入《西南晚风报》和保育幼稚园工作。她先后加入新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国民主同盟，并成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重庆市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成员，参与和组织抗议当局的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活动。1949年9月，由于叛徒告密被捕。

      黄细亚被捕后，先拘押在罗汉寺看守所，后移至新世界旅馆监禁。狱中，她曾多次受到严刑审讯，始终坚贞不屈。她还从狱中写信给家人说：“我很好，你不必为我着急，我每天坚持学习英语，读拜伦传，还想拉二胡、绣花，你将二胡和绣花的绷子想法带来。”她还对同囚一室的女同志说她要翻译拜伦的《去国行》。11月27日下午4时，她被国民党当局押至重庆松林坡刑场枪杀。

     关于黄细亚的遇难，罗广斌、杨益言的长篇小说《红岩》中是这样记述的：“下来，快下来！持枪的匪徒首先拖下反绑双臂、年仅21岁的女记者黄细亚，拽着她拖入林中。黄细亚是个烈性女子……中学毕业后，进入《西南风晚报》当记者，经常以采访为名，传递革命消息。1949年9月，她被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。黄细亚年纪不大，诗却写得很好。”在何建明、厉华的《忠诚与背叛——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》第一章“血染红岩”中对黄细亚的也有具体记录。《人间魔窟》也记载：“她的头部、胸部一共中了三颗子弹。”

     黄细亚是一位天才的诗人，就像诗人闻一多，她像火焰一样向世界喷出她的激情、她的愤怒、她的爱。她出生于名门世家黄氏家族。“三湘两黄诗千古，书香门第耀神州”。“两黄”就是晚清著名诗人黄道让及其子著名法学家、诗人黄右昌，黄细亚就是黄道让的玄孙、黄右昌的侄女。黄细亚思想活跃，才华横溢，曾拜柳亚子为师学习写诗。她读过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等，读过苏联文艺作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铁流》、《静静的顿河》，还喜欢满怀豪情地吟诵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、背诵艾青用诗的语言写的《论诗》。在她流星般的短暂一生中，留下了不少激情四射、为人传颂的诗文。如《论币制改革》、《故人》、《勤俭与人生》、《桃子》、《安定与建设》、《一个中学生的自白》等。《一个微笑》是她的代表作，诗人写道：

用你响亮的声音，去唱出人民的忧郁；

用你粗壮的字眼，去吼出人民的愤怒！

用你自己的血和泪，蘸着笔，

为历史写下光荣的诗篇，给自己描下动人的故事。

你，年轻的诗人，人民的歌手，

希望你，伸张出热情的两臂去拥抱古老多病的农村，

去拥抱祖国忧伤的原野，

以自己的心，去发现心，

以自己的火，去点燃别人的火。

用作笔的斧头，去砍掉别人的痛苦，

以你诗的镰刀，去收割人类的幸福。

       黄细亚的另一首诗《桃子》写道：“剥掉我的皮，我还有鲜红的心！吃掉我的肉，啃不动我的骨头！”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，内心里却是一团熊熊的烈火。

朱刚夫：在最后的黑暗呼唤黎明

    朱刚夫（1913—1950），湖南湘乡人。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曾任民盟西康省（1955年撤销，并入四川、西藏）康定分部负责人。1950年3月在西康解放前夕壮烈牺牲。

       朱刚夫自幼丧母，十二岁父又病故，蒙族亲周济读到中学毕业。为了谋生，1935年，他由同学曾楞根资助路费，只身远赴四川，经同乡方正鹄先生介绍，到荣县政府图书馆管理图书。当时，刘文光先生初任西康省政府主席，提出所谓建设西康的口号，并于1936年在康定举办县政人员训练班。朱刚夫同志赴考被录取，政训班结业后，即留在西康。先后任过得荣县政府实习科长、理化县政府科长、稻城县县长及西康省政府秘书处秘书等职。朱刚夫秉性刚直，在稻城县任职时，他曾亲手打了一个袒护国民党士兵强奸妇女的驻军连长，并因不忍向康民多次征粮而愤然辞职。

       朱刚夫亲眼目击国民党的腐败，加上他历年订阅《新华日报》等中共报刊，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，遂由倾向革命而逐步转向革命、献身革命，1942年抗战高潮时，他曾去重庆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刊登寻人启事，目的是想以寻亲为名找到袁学之和陈宇眉两同志（中共党员），并通过他们的关系投向革命。1946年春，他曾准备投奔延安，未能如愿以后即在成都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，上级指派他为民盟西康省康定分部的负责人。

       返回康定后，朱刚夫兼任了西康省设计考核委员会专员的职务，只挂空衔，以便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从事地下革命活动，积极发展民盟组织。他主办了一家民众书报社，委派盟员刘灼林经理，出售各种进步书刊，此书店在1948年曾被伪警察局查封，通过朱刚夫多方活动才得以退还。

      1949年12月25日，民盟地下盟员、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通电起义。但西康的局势仍然十分混乱，地方反动派和逃窜到西康一带的胡宗南、田中田匪徒四处骚扰。朱刚夫特意从友人处买来收音机，随时收听党的声音和前方消息，并且发动盟员编写简报、散发传单，宣传党的政策，向广大群众报告喜讯。在朱刚夫和盟内其他同志通宵达旦地努力下，一份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元旦的《元旦特刊》在朱刚夫同志的卧室里诞生了。朱刚夫为这份特刊撰写了热情洋溢的《元旦献词》，并以“刚夫”的署名发表一篇题为《我们胜利了》的短文，欢呼“全国人民的胜利”，这份由“中国民主同盟康定分部主编”的，以朱刚夫为发行人的《元旦特刊》迅速地发行到西康各地，时在北京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同志收阅后，曾来信表示赞赏，并鼓励民盟的同志为迎接西康解放而继续奋斗。

    1950年初，在中共党员李良渝协助下，朱刚夫与民盟成员一起商议，决定把原来的《西康日报》改名为《西康人民日报》，以刘文辉的名义复刊出版，办报经费由省政府负责解决一部分，其余是由朱刚夫在已经没有工资的情况下，倾尽个人积蓄补足的，他和其他盟员还去报馆协助工作，如编辑、抄电、译电和送报等。朱刚夫还和李良渝在康定举办了藏语学习班，为解放军培训翻译人员，他还和盟内同志一起组织大众歌唱团。草拟欢迎解放军的宣言，缝制五星红旗，等待欢庆解放的伟大时刻。

      朱刚夫进行的革命活动，引起了国民党残部对他的痛恨，扬言要将他装进麻袋，抛进河里，除了施行威胁手段之外，敌人采用种种下流语言进行讥讽漫骂。他们还写了这样一副拆字对联：“朱刚夫剥下人皮，与牛无异；刘文辉丢掉金刀，比卵不如”。面对敌人这类卑鄙伎俩，他毫不退缩，置生死于度外，决心革命到底。1950年2月下旬，国民党田中田残部发起了疯狂的反扑。他们围攻康定，起义部队被迫转移到康北道孚县，康定形势异常紧张。为了保护盟员安全，朱刚夫及时地召开了盟员紧急会议，采取措施。除他自己和妻子陈文孚同志继续留城坚持工作外，其他同志，全部向外疏散。直到3月4日深夜，朱刚夫夫妇才化装成商人带着不满周岁的小儿先维离开康定。3月5日凌晨，敌军进入康定，捕杀革命力量，夺占报馆，张贴通缉令，声言如有密报活捉朱刚夫者赏光洋两千元，给官职三个。朱刚夫夫妇在康西一带的深山险路上颠沛流离，幼子先维因不堪冻饿而死于途中。3月16日上午，因叛徒唐国荣（曾为民革成员）告密，敌团长何慕超在国民党乡镇县党部书记刘登云引导下，率兵包围了朱刚夫的藏身地点牛滑沟，逮捕了朱刚夫夫妇，押回康定城内，投入监牢。

     在狱中，敌人逼问朱刚夫谁是共产党，谁是民盟成员，朱刚夫或者拒不回话，或者毅然答道：“就我一人！”敌人无奈，只好把唐国荣自首的报纸递给他看，诱他投降。朱刚夫愤然地将报纸丢出狱窗之外。因此，凶残的匪徒对他百般拷打，用尽了刑辱，“坐老虎凳”、“吊半边猪”，但朱刚夫始终英勇不屈。

     3月23日傍晚，他神情自若地勉励来监送饭的妻子陈文孚，要她坚强地战斗下去，带好三个女儿，迎接新的战斗。并叮嘱她将秘密隐藏的盟员手册、迎解宣言和五星红旗等交给解放军。当晚，朱刚夫即被杀害。3月24日，解放军入城，康定宣告解放。3月27日，在警察局碉堡下，挖出了头朝下倒埋在土坑里的朱刚夫遗体，只见他的手脚和全身都被捆绑着，颈上紧紧勒着绳索，遍体鳞伤，由于绳勒和土压舌头伸于口外，裤内满是大便，其情状之凄惨，目不忍睹。但是他仍然怒目圆睁，横眉立发，面容坚毅，大义凌然。

      杀害朱刚夫烈士的国民党残部田中田部，属于国民党军第127军，系1949年由河南省地方保安团合编组成，隶属国民党军第19兵团，田中田任第309师师长。同年5月15日田中田所在的第309师在湖北贺胜桥、金口地区，参加了第19兵团司令长官张珍领导的起义，但田中田率领部分残部逃往四川。后又逃到云南，组织云南反共救国军，田中田担任第3军军长，失败后进入金三角。

       1951年民盟四川省支部起草的《朱刚夫烈士殉难史略》。里面写到：

    （一）与民盟的关系：该同志系张志和同志于成都一九四六年发展的，后由张派到康定作地下活动，中途与张失掉联系。

    （二）殉难经过：该同志于一九五0年三月五日田匪中田窜入康定时，因他在起义后已暴露盟员身份，故匪军到后即悬赏缉捕，于二十三日晚匪军退却时被捕勒死于康定警察局后山。

    朱刚夫就义后，康定军民曾广泛地宣传了他的英雄业绩，家属亲友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亲切抚慰。1954年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向朱刚夫家属颁发了《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庭光荣纪念证》。

余淑怡：血洒江西、蒙冤卅载

      余淑怡（1931—1949），化名于思（一说余思），湖南长沙人。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。曾任江西宜春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湘鄂赣边区第一纵队”政委。1949年6月在江西万载龙岗牺牲。 

        余淑怡曾就读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。1949年元月在江西南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他与中共党员漆裕元在赣西发动武装起义，并与民盟江西省委唐敬斋等组织游击根据地，呼应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。1949年6月，他在江西株潭组织游击武装与农民积极分子开会，遭国民党中统特务100多人包围，他和20多人被俘。23日，余淑怡在万载龙岗被大恶霸龙济海杀害。

       余淑怡参加的江西省中国人民解放军湘鄂赣边区第一纵队，司令员是张铁樵。这是民盟江西临时支部组织的一支地下武装，在解放后却没有得到承认，被当做反动武装。张铁樵在1950年12月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镇压。余淑怡已经牺牲，也被作为“曾参加反动组织”对待。1983年，民盟江西省委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，长达36年之久的“一纵队”定性问题得到解决，经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批示，确认“一纵队”是革命组织，一纵队司令员张铁樵属于错杀，给予平反，恢复政治名誉。其他参加“一纵队”而被定为反革命的，均在政治上平反。余淑怡也被明确为“革命烈士”。正邪自古同冰炭，毁誉于今判伪真！